“运河一事我的意见就是这样，要么开凿迦运河，要么就是海路，胶莱运河断不可行。”
魏广德直接亮明自己的态度，也不想妥协了。
差点被张居正卖了，这时候要不强硬些，以后还不知道被张居正怎么拿捏。
想想他和冯保办的那事儿，魏广德心中不由来气。
假装自己不知道，憋的好难受。
听到魏广德这么说，张居正也生气了，大声指责答：“朝廷现在没有财力开挖迦运河，那只会劳民伤财。
开挖迦运河，要征集多少民力，如此之多民众汇聚一地，再有你之前所谈改革钱法，我不得不怀疑你居心叵测。”
而在废除海运漕粮后，张居正也担心黄河水患再次阻碍漕粮北运，所以翻出被高拱自己放弃的胶莱运河之议。
元代钞法基本上实行的是银本位制，钞银之间有相对稳定的兑换比率，所以，尽管此前多有多印滥发之弊，但毕竟未脱出基本的货币规律，还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钱法还算行得通。
虽然这样会造成山东百姓一年的赋税上涨，但一年时间完成胶莱运河后，商贸发展也会惠及百姓，还是之后无数代，也算是功在千秋荫庇万代的大好事。
这和前元黄河河工可不是一回事，首辅大人若将其混为一谈，善贷可也不服。”
后世人多以为元朝是修黄河把王朝搞没了，其实元朝当时的黄河河工还是很成功的，十余万人聚集在一起也没有发生大的动乱。
为了治理黄河，至正十一年四月，顺帝诏开黄河故道，发黄河南北民丁十五万及庐州等地的军队两万，修复决口堤防，加固北岸堤防，至十一月，便使黄河水完全归入故道，治河取得了成功。
听到魏广德是在工部知道的消息，吕调阳急忙追问道。
顺帝命工部尚书成遵、大司农秃鲁前往决口处巡视，两人于至正十一年初遍访决口所及地区，行程数千里，深知沿岸民众情绪及社会之不安定，返朝后力主不可修河。
实在是风险难料，既如此不如不碰。
如果是后世的魏广德，自然不知道张居正这些话里的含义。
只是在赈灾过程中，各级官员大肆贪污赈灾钱粮，真正到老百姓手中的钱粮，已经所剩无几。
偰哲笃等人的建议则是取销了银本位制，以只是价值符号的交钞为本根，使纸币的发行失去了价值基础与制约，再加上同时流通若干种货币形式，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整个王朝货币体系的大崩溃。
我是反对修河的，只是在首辅大人提出开胶莱运河一事上反对，而是支持工部早年就提出过的迦运河。
确实，朝廷一次性拿出数百万两银子开新河无异于天方夜谭，根本就支持不起这样的国策。
好在此时吕调阳又发声了，才打破了眼前的尴尬。
“首辅大人，我看次辅只是就事论事，虽然我不知道革钱法是什么意思，可我相信魏阁老没有坏心思，都是为了朝廷着想。”
此时被张居正点出来，魏广德一时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变钞法前，元王朝每年印造数多为百万锭左右，变钞法后即加至二百万锭左右，到至正十五年印钞数已高达六百万锭。
“这么说来，此议可行。”
即便遭到反对，脱脱依旧坚持己见，奏请顺帝，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又使其兼总治河防使，总领治河事宜。
魏广德说到这里略一停顿，想到当时和朱衡商议，于是接着就说道：“此段河道长约三百里，开凿起来确实费时费力，所以我和朱尚书当时商议时就有意，将此河工列为五年完成，而非之前大征民力，抓紧时间尽快完工。
听到这里，魏广德忽然心里一沉。
新钞法发布后，脱脱即要有关大臣计议黄河决口问题。
之前首辅大人找我商议，提及胶莱运河时，因当时我不在朝，所以不清楚情况，找工部询问过此事，才忆起有这么个事儿。”
为了解决困局，当时元朝丞相拓拓进行变法，而变的恰恰就是钱法。
等魏广德注意张居正时，见他此时已经低头，似乎也在思考。
“工部认为开凿新河道，避开徐州段运河，就能保漕运畅通？”
这点确实已经验证，当初朱衡主持的新河，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徐州段运河的问题，但这几年黄河水患都没有威胁到新河，这就是明证。
可若是将几百万两银子的支出分五年完成，一年几十万两银子，貌似又有可行之处。
魏广德这会儿叔大也不喊了，直呼首辅大人，可知心中也是有气的。
元朝政权自元太祖忽必烈公布《建国号诏》，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大元，在忽必烈死后皇帝更换频繁，国祚虽只有九十八年，可却经历了十一个皇帝，其中忽必烈自己就占了二十四年。
如此，也可以让此巨额支出可以分数年拨付，对朝廷财政不够成太大压力。
看见，胶莱运河开通确实有巨大的风险存在，这不是财政能不能负担的事儿，而是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也就是走漕船。
至正十年，由吏部尚书偰哲笃、左司都事武祺建言变更钞法，其主要方案是印行新式交钞，俦至正铜钱，以交钞为母、铜钱为子，一贯交钞可兑换铜钱千文。
张居正之前预算胶莱运河时，就是考虑朝廷拨付几十万两银子，山东地方筹集剩余差额。
百姓生活极为困苦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统治集团的利益，保证无节制的奢侈用度，还对百姓征收高额赋税，但即便如此，依旧迎来了元朝财政的困局。
五月，韩山童、刘福通等人聚众三千人，在远离河工的颍上祭告天地，誓师起义，其口号是：“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
同时，又唆使信徒们四处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可以说，贾鲁治河之策与脱脱治河的决心都是正确的，尤其是脱脱治河之动机是利国利民的，但他没有客观地分析民众与社会的承受能力，使治河之盛举行之非时，不幸被成遵言中，直接引发了韩山童领导的红巾军大起义。
只是当时商议河道之时颇多掣肘，所以朱尚书选择了比较中立的方案，只是将新河东移，远离黄河，这样可以保证在黄河泛滥之时不受水患影响。
“从南阳新河可知，只要运河避开黄河，航道就不会受到威胁。”
漕运使贾鲁主张重修堤防，使黄河复入故道，其他朝臣多持异议。
“我居心叵测，我有和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