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靖朝以前，吏部长卿不仅居九卿之首，在朝中威望甚至可能超越阁臣，如历任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的吏部尚书蹇义，位高势重的内阁“三杨”都要与其共论国事。天顺年间，明朝首位内阁首辅的李贤，凡事也要与吏部尚书王翱合议而行。这种局面在嘉靖年间得以彻底扭转，如李时、夏言、严嵩、徐阶等受帝宠眷深、柄政时间长、且居百僚之首的首辅，皆出自礼部。嘉靖也一再强调：“邦礼重任，方切委用，礼官之掌，系重任。”
嘉靖为什么这么重视礼部尚书？根源还是在大礼议上，“大礼议”初兴之时的反复与曲折，特别是杨廷和去职以后，领导群臣议大礼的主要是礼部尚书，这让嘉靖意识到礼部官员配合的重要性，张璁、桂鄂复以群臣宁忤天子，不敢忤礼臣之说耸动朝廷”。
嘉靖通过牢牢控制礼部尚书的人选任命，以控制礼部来获得支持。席书是嘉靖亲选的首位升任礼部尚书的大礼新贵，席书之上任，正是议礼双方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候，对席书等大礼新贵的重用，至少传达出两个信号:其一嘉靖决心要改弦更张，用新贵对抗旧臣其二是对议礼新贵的追随所冒的政治危险有一个交代。
特殊之政（本章未完，请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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